摘 要：《简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经典小说，其内在无穷魅力不断地吸引着不同时代的各国普通读者，更加令各种文艺批评思想流派的垂青，其内在的惊人文本张力也使得文本在不同批评思潮中呈现出令人豁然开朗的智慧之光。故此，本文试图系统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以便于同行学者对其做更好的研究，从而福佑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关键词：《简爱》 文艺批评 　　 

　　《简爱》是世界性文学批评课题“勃朗特文学”中最受各国学者关注的作品之一。自从1917年《妇女杂志》上“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一文首次把勃朗特姐妹介绍给中国读者至今，《简爱》一直受到各个年代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学者们盛情评论，逐渐成为中国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点。［１］

　　综观中国《简爱》批评史，百年间《简爱》批评思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基督教文化研究、叙事学等文艺批评理论都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简爱》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做出了许多无疑为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视角大多单向地研究文本中那些各自理论所特定指向的“趣味”元素，将文本割裂得支离破碎，故此诸等论断偶尔也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阶级斗争思想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给当时文学批评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这样时代背景下，文学评论肯定了《简爱》文本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元素，正如1955年《译文》刊载的一篇文章所说：“勃氏姐妹‘也许是无意中成了千百万不幸的和受压迫的人们的代表’。”［２］夏洛蒂?勃朗特作为英国现实批判主义时代的伟大女性作家，肯定其文本中客观反映时代人类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文本时代共性特征。然而，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马克思文艺批评理论对《简爱》中的各种人物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定性，进而《简爱》便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爱阶级意识斗争，以及投降于大地主罗契司特尔之堕落的心理历程。诚如刘亚芬先生所言：“‘文革’时期，在不断升级的‘斗资批修’的‘思想大扫除’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一律被扣上‘资产阶级文艺’的帽子，成为完全被批斗的对象”。［３］故此，我们在研究中卸下《简爱》那顶“资产阶级文艺的帽子”就成了保证文本研究客观公正的一个必然要求，实事求是地、批判地考察文本产生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现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全球范围内为民主、自由、平等而战的民权运动的不断开展，不仅各国人民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也逐渐地自我觉醒，进而在文学批评上反映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由于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文学女性人物形象，正如乔伊斯?卡?欧茨(JoyceCarolOats)在为小说第三版所作的“介绍”中指出：“在1847年《简爱》出版之前，英国文学中虽不乏叛逆女性的形象，但像简爱那样卑微、平凡、孤苦无依的‘弱势’女性如此自觉地对抗强大的父权社会，算是空前的。”［４］故此，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纷纷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文本进行穷尽皓首地考辨。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强烈政治意识的迫使下，女性主义评论也都竭尽全力地挖掘《简爱》文本中女性的“第二性”社会地位的文本元素，进而抗诉和颠覆父权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探寻缔造男女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之途径。然而，这种源自于女性意识觉醒的政治动力作用于文本分析，似乎是某种强大的外力不顾文本内在信息系统而单向地强行介入文本意义的阐释，是一种横向切割文本从中寻找“趣味”元素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极容易破坏文本语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强奸文本”的行为。当然，《简爱》文本固然可以探析时代女性的性别意识，然而偏激的此类研究必然会撕裂文本语义系统，造成不必要的文本伤害和偏颇的阐释批评。譬如：许多学者认为伯莎.梅森是夫权和父权文化的直接受害者，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疯狂的复仇者。国内学者称：伯莎.梅森所要肩负的使命是彻底摧毁男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她的最终不幸被毁灭的悲剧实际是在揭示妇女身上被压抑，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然而，伯莎.梅森的“疯”是生理遗传的，罗切斯特在文本中指着伯莎.梅森对众人喊道：“伯莎是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勃朗特，1994：273)此外，十九世纪早期的夏洛蒂?勃朗特或许并没有如此高的女性意识，伯莎.梅森作为夫权和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似乎也只是文本透过三棱镜所映照出奇特释义，虽然其状光怪陆离、饶有趣味，但脱离文本的研究方法却值得商榷。

作者：欧阳琼晖

　　［摘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简爱》中伯莎?梅森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疯女人，她是隐藏在作品中的巨大密码，通过多这个密码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她与简实际上是同一人格的不同部分，伯莎以简的“本我”面目出现，隐藏在简的背后，通过她的行动，理性世界里的“自我”——简潜意识里要做的事情都由伯莎来完成。 

　　［关键词］佛洛伊德、简爱、伯莎 　　 

　　 1979年，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库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简爱》中伯莎以一个女性控诉者的形象由阴暗的阁楼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内。她也被解读成女作家女权主义思想的表现：“疯女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女作家的复本，是作家的自身的焦虑和疯狂、精神上的压迫感和分裂感的投射，女作家既要实现自己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又难以摆脱其过程中的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浪漫主义的女强人而是塑造一位巫婆加恶魔般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方平先生曾直截了当的指出；“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她储存的信息是有多层次含义构成的：既有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又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伯莎的形象密码中的确隐藏了大量的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信息，在此，我仅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切入，通过对伯莎的再讨论，论证伯莎在作品中的地位。

　　 一 

　　 在大量的女权主义作品中都把伯莎看成简灵魂的化身或她的另外一个自我。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伯莎被诠释成了简的灵魂。“就字面上看，夜间出没于桑菲尔德庄园的幽灵是伯莎?梅森?罗切斯特，然而从寓意和心理学的层面上讲，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就是简灵魂的化身。弗洛伊德曾经明确的指出；“以症候的形成来解读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以免去病人精神上的痛苦。”而精神上的疾病是症候的典型表现，所以，以精神病人、疯子面目出现的伯莎就变成了唯乐原则即“本我”的理想代言人。她疯狂并快乐着，她的任何疯狂行动所带来的各种破坏性后果都不会引起她任何精神上的痛苦，只要她快乐，它可以做出任何的行动。从精神实质上讲，伯莎也有强烈的反抗性，她的每次出场都与反抗有关，这一点和女主人公简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在这方面，简可以理解成伯莎的“自我”，二人在精神上实现了人格的结合。尽管简能够强烈的反抗加诸于自己身上的不平等，但是她毕竟生活于现实的理性世界，她的任何反抗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都要服从她所处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她虽反抗却又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她的反抗也就有了度的限制，从这一方面讲，简是唯实的，是生活于理性世界的“自我”。简强烈的反抗性在这种度的限制下受到了压抑，她潜意识里面压抑的这种疯狂的反抗需要一种发泄的合理途径，于是伯莎隐藏在简的背后，用无理性的方式表达着简的内心愿望。 

　　 二 

　　 伯莎的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是但闻其声未见其人，但是她那“最悲惨、最不可思议”的笑声足以引起任何人的恐惧。此时的简刚来到桑菲尔德，进入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她的心情是躁动不安的，很想找一个人来大声诉说心中的感受，但是在陌生的桑菲尔德间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恰恰在此时，“本我”伯莎仿佛听到“自我”的简的心声一般发出了悲惨的笑声来响应召唤。她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半夜放了一把火，企图烧死睡梦中的罗切斯特。这时候的简已经适应了桑菲尔德的生活并渐渐喜欢上了自己的主人_——罗切斯特，愿意“为了他的悲哀而悲哀”。在“自我”的意识中很想与罗切斯特又更进一步的接触，但是她却没有这个机会，更不可能用非理性的方式创造这个机会，伯莎恰好在这时放了一把火，于是简就成为了罗切斯特的救星，二人的关系也因此更前进了一步，简的愿望也因此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伯莎放火的这个夜晚，简被一阵奇怪而悲惨的模糊的喃喃声给惊醒了，她的房门“似乎给碰了一下，仿佛外面黑暗过道里有谁在摸索走路，手指在门上摸过似的”很明显，这是伯莎在去罗切斯特房间的路上路过了简的房间，手指碰到了房门。为什么伯莎走路时手指碰到了房门，又偏偏是简的房门呢？可以作出的合理解释便是：伯莎作为简的“本我”了解“自我”潜意识里的想法，既然“自我”由于唯实原则的限制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本我”要帮助“自我”，伯莎手指碰房门的举动就是对“自我”予以提示——赶紧抓住机会救罗切斯特。伯莎的第三次出现时间在桑菲尔德的庄园宴会上受到了英格拉姆小姐等上流社会上人的嘲笑和鄙视，强烈的意识到了自己容貌的普通，身份的卑微，意识到了自己和主人罗切斯特之间巨大的鸿沟，她的心中也因这种不平等和加诸于自己身上的歧视性待遇感到愤怒，但作为“自我”她找不到痛快发泄愤怒的途径。这伯莎又出现了，并且是疯狂的出现了，她的疯狂使这次出现带上了血腥的色彩，她用手中的刀刺向哥哥，刺向限制她行动的人。